古籍中的文玩：从《格古要论》看古人鉴赏观

在中国源远流长的收藏与鉴赏传统中，文玩不仅是物质的承载，更是精神与文化的结晶。若要探寻古人系统性的鉴赏理念与品评标准，明代曹昭所著的《格古要论》无疑是一座里程碑式的著作。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文物鉴定专著，它系统性地梳理了当时文人阶层所珍视的各类器物，奠定了后世古玩鉴赏的学术基础。本书不仅是一部鉴定指南，更是一扇窥视古人精神世界、审美趣味与价值体系的窗口。

《格古要论》成书于明初洪武年间，作者曹昭生于一个收藏世家，凭借深厚的家学渊源与个人学识，将当时主要的文物门类进行了分门别类的论述。全书共三卷十三论，涵盖了古铜器、古画、古墨迹、古碑法帖、古琴、古砚、珍奇、金铁、古窑器、古漆器、锦绮、异木、异石等十余个类别。这种分类方式本身，就反映了明初文人收藏的核心范畴与兴趣所在。

从《格古要论》的论述中，我们可以提炼出古人鉴赏观的几个核心维度，这些维度共同构建了一个超越单纯物质价值的评价体系。

一、崇古与尚雅：价值的精神内核

古人鉴赏的首要标准是“古”。这里的“古”并非简单的年代久远，而是指器物所承载的历史积淀与文化正统性。例如，在论古铜器时，曹昭推崇三代（夏、商、周）之器，因其形制古朴、纹饰庄重，被视为“礼”的化身。对于古书画，则珍视唐、宋名家真迹，认为其笔法高古、气韵生动。这种“崇古”思想，本质上是儒家文化中“慎终追远”和追寻文化源头的体现。与“古”相辅相成的是“雅”。“雅”反对俗媚、匠气和过分装饰，追求含蓄、自然、文气的风格。例如，论砚台时推崇端、歙等名坑的石质温润、发墨如油，其美在于天然纹理与实用功能的完美结合，而非刻意雕琢。

二、品第与真伪：鉴定的方

《格古要论》开创了系统化的文物鉴定方法。曹昭不仅描述器物的特征，更注重总结规律、辨别真伪。他提出了“品第高下”的概念，即对同类器物进行等级划分。如将古墨迹分为“神品”、“妙品”、“能品”，其标准涉及笔法、结构、神采等多方面。在辨伪方面，书中记载了大量实用经验。例如，指出仿古铜器用药水浸泡作锈，其色“浮”、“浊”，与自然生成的“莹润”、“入骨”的锈色不同；对于瓷器，则通过胎土、釉色、器足等细节来区分宋代名窑与后世仿品。这种强调实证与比较的方法，使得鉴赏从主观喜好走向了初步的学术研究。

三、材质与工艺：审美的物质基础

古人对器物材质的追求近乎苛刻。无论是玉的温润、铜的精纯、石的奇秀，还是木的纹理，材质本身的天成之美是首要的审美对象。同时，工艺水平是评判价值的关键。但古人推崇的工艺并非繁复琐碎，而是“巧夺天工”与“匠心独运”的结合。工艺的最高境界是提升材质之美，而非掩盖它。例如，在论述雕漆（剔红、剔犀）时，赞赏其漆层肥厚、刀法圆熟、纹样典雅；评价玉器时，则强调“琢工”要顺应玉料本身的色泽与形状（即“俏色”与“因材施艺”）。

四、清赏与修身：功能的终极指向

古人鉴赏文玩的最终目的，并非聚财炫富，而是为了“清赏”与“修身”。文玩是文人书斋生活中的良伴，用以怡情养性、触发诗思。抚一张古琴，可致中和之境；研一方古砚，可助翰墨风流；观一幅古画，可游林泉之志。通过日常的摩挲、玩味与陈设，人与物之间建立起深刻的情感与精神联系。收藏与鉴赏的过程，本身就是一种学识的积累、眼力的磨练和心性的修养，是文人实现自我完善的重要途径。曹昭在书中渗透的这种思想，将文物从“物”的层面提升到了“道”的层面。

为了更直观地展示《格古要论》所涵盖的主要门类及其鉴赏要点，以下表格进行了简要归纳：

门类	代表性器物	核心鉴赏标准（据《格古要论》归纳）	古人珍视的价值内涵
古铜器	鼎、彝、尊、壶	三代为贵；锈色自然莹润；纹饰古朴；铭文清晰	礼制象征，历史厚重感
古书画	唐、宋名家真迹	气韵生动；笔法高古；绢素、纸张年代感；收藏印鉴流传有序	艺术，文化传承
古窑器	宋汝、官、哥、定、钧窑	胎质细腻；釉色纯净（如天青、粉青）；开片自然；器形典雅	天人合一的釉美，含蓄典雅
古砚	端砚、歙砚	石质坚润，发墨如油；纹理美观（如鸲鹆眼、金星）；琢工雅致	实用与观赏结合，文人躬耕墨田的伙伴
异木/珍奇	紫檀、黄花梨、、象牙	木纹理绚丽；材质稀有；做工精巧而不俗	自然奇观，技艺精华
古琴	唐、宋琴	音色松透圆润；断纹（蛇腹、流水等）自然；题刻、漆色古雅	清和淡雅之音，君子之器

《格古要论》的深远影响与当代启示

《格古要论》的问世，标志着中国文物鉴赏学的初步形成。它直接影响了后世如《遵生八笺》、《长物志》、《博物要览》等一系列经典著作，其分类框架与鉴赏术语沿用至今。书中体现的“格物致知”精神——即通过深入考究器物来获取真知与提升修养，成为了文人收藏的哲学基础。

反观当代文玩收藏市场，虽热度空前，却时常陷入重经济价值、轻文化内涵，重投资炒作、轻潜心研究的误区。《格古要论》所代表的古人鉴赏观，为我们提供了一剂清醒剂：

首先，它提醒我们收藏的初心在于“好古敏求”与“怡情养性”，而非单纯的功利计算。其次，它强调鉴赏是一门需要深厚学识与长期实践的学问，离不开对历史、工艺、材质乃至文学艺术的综合理解。最后，它揭示了最高层次的审美在于物与我、古与今、艺术与生活的和谐统一。

总而言之，通过《格古要论》这部古籍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份详实的文物名录，更是一套完整的古人精神生活图谱。其中所蕴含的崇古尚雅的价值取向、严谨科学的鉴定方法、材美工巧的审美标准以及清赏修身的终极追求，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玩鉴赏观的坚实内核。在当今时代，重温这份文化遗产，对于引导健康、深度的收藏风气，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。文玩之“文”，终究在于文化，这是从《格古要论》到今日我们都不应忘却的根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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